关于人工智能（AI）的普遍定义在国际上经常被视为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等领域的统称。在当前国际经济竞争和国家经济安全愈发重要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人工智能的讨论在术语上缺乏针对性。在全球价值链网络紧密分工的今天，人工智能得到迅猛发展的证据不仅从投入的资源数量来衡量，而且需要从其产出的贡献来比对。根据美国麻省理工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估算，在2017—2030年间，全球大约55%的GDP影响将来自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带动的生产率的提高。人工智能的图像识别的错误率从2010年的29%下降到2020年的不到2%，超过了人类的表现。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快速的进步不仅适用于人工智能，同样也适用于机器人、传感器，以及通过数字化建立起来的工业4.0。

在人们对人工智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强大能力感到吃惊的同时，很多学者也表达了对计算机算法完全替代人类功能的深度担忧。特别是在国家的经济安全层面上，人工智能技术在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不确定性，给整个社会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和安全风险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可以预见的是，与传统的工业革命相比，人工智能不仅在推动财富、技术和权力的变革过程体现得更为积极，基于人工智能“头雁效应”带动的多重技术叠加也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等多个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目前国内外文献关于经济安全的研究大多数聚焦于体系和制度本身，而很少从技术的角度来理解它。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人工智能在平台垄断、地缘政治经济竞争、网络经济战等层面上的风险阐述，表明未来的国家经济安全的风险应更多地聚焦于技术要素，是因为拥有成熟人工智能技术和完善的产业技术生态的国家不仅能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脱颖而出，而且能具备维护本国经济安全的技术基础。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生产力和劳动力因素变动的趋势展示了理解人工智能对经济安全影响的重要性。疫情隔离造成的全球经济停滞，突显出人工智能在提升社会潜在生产力效益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疫情期间，基于AI技术的远程跟踪和检测、无人机配送以及在线办公和教育系统的迅速发展，让这项技术成为经济复苏的“启明星”。事实上，无论是从理论视角还是历史视角，亦或是技术角度来判断，人工智能在给生产力带来颠覆性变革的同时，也会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并引发其他层面的担忧。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报告多次指出人工智能和更广泛的数字化有可能在创新方面削弱竞争。人工智能技术带来高度的资源集中，在强大的网络效应包裹下愈发呈现出垄断市场的典型特征。事实证明，迄今为止互联网市场倾向于拥有高市场份额的大型数字平台。在此背景下，传统的实体企业被迫加入各大互联网平台的厮杀，成为平台巨头垄断道路上的牺牲品。要了解数字化新市场的竞争意义，还需要进行更细致的分析。数字经济市场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传统经济”市场。互联网大幅度降低了中小企业的成本，提高了它们快速扩大规模、收集潜在消费者信息以及创造新产品的能力。然而这些差异改变的不是市场结构而只是商业模式。“平台”模式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而蓬勃发展的一种商业模式，它严重依赖于直接和间接的网络效应来获得发展机会。直接的网络效应是指，使用同一平台的客户数量不断增加。这对于脸谱（Facebook）、推特（Twitter）和领英（LinkedIn）等这类社交媒体平台来说尤为重要。间接网络效应则是指，在平台的另一端，客户的价值和客户数量都在同步增加。正是由于这些间接的网络效应，企业可以通过从市场的另一方获利来补贴市场的支出成本。例如，社交媒体网站一边向用户提供免费服务，一边通过植入广告对广告公司收费。

因此，这对我们试图确定互联网市场的最佳竞争水平，提出了一大挑战。经济学家通常使用价格作为衡量竞争水平的指标，但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价格是不够的，因为互联网平台市场两端的价格严重失衡。在搜索和社交网络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公司，往往控制着人们获取新闻的渠道。持有准垄断地位的公司不但会失去继续提高其产品质量的动力，还可能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达到生态和规模的双重垄断效应。当数字资产集中在少数几个主要平台上时，对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

首先在规模上的数据控制，对于那些想要创建或使用人工智能系统的公司来说，大规模的数据集是一个关键的输入，人工智能算法的初始训练和微调都离不开这些数据。即使是最好的人工智能算法，如果没有大数据集的辅助，也只能存在于理想蓝图当中。大型平台依据自身的规模优势强制平台商家把经营管理软件、数据等放在平台数据库中。服务平台商家的服务商必须使用该数据库以调取消费者数据，这就迫使部署在其他云平台的服务商被迫迁移至平台打造的服务器。如此一来，初创企业的数据来源就被彻底掐死。其次，鉴于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及商业化将带来更大的生产力增长，生态垄断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来说，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一旦互联网巨头手持资金、数据、流量、渠道和技术等关键发展资源，逼迫其他互联网企业选择站队，就将极大地破坏互联网竞争环境和产业生态。经济不仅不能得到迅速发展，而且将损害创业创新的活力，还将影响整个国家治理的进展和实效。

国际上很多技术流派的政治学家都看到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外交政策方面运用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力。目前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在改进决策过程的效率方面运用较为广泛，但事实上一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已经开始基于人工智能预警系统，修改国家经济政策，包括预判国家经济安全面临的经济风险、及早制定预防政策，并用以确立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可以说，人工智能技术中的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和量子计算等技术共同构成了改变传统经济力量的等量方程式。

如果说人工智能技术是经济治国的工具的话，从更长远的周期来把握，它也将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试金石。首先，一个国家人工智能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在经济平衡账户的变化上，从而改变了各国经济安全的特征。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开发方面处于绝对的弱势，虽然大力推广人工智能的应用也为这些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发展中国家依靠人工智能技术刺激了新的消费需求，为政府增创收入贡献不小。但从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考虑，人工智能在不同国家、不同经济结构的土壤中，其发展的进程是非线性的。在一些欠发达地区由于技术和资金的局限性，人工智能技术往往用于创作实际回报率最低的新产品，在其国内投机性资本的推波助澜下，人工智能技术如果被无节制地引入实体经济部门，那么这些国家通过全球化浪潮所建立的工业资本链和资源流通链将面临解体的风险。也就是说，盲目的技术引进，可能带来的经济负面效应远大于实际收益。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收益加在一起并复合起来，经济收益最高的国家集团和经济收益最低的国家集团之间的净经济影响差距可能会变得更大。

其次，面对不可抗拒的人工智能驱动型经济，技术民族主义将加速推动各国从顶层设计上制定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传统发达国家依靠技术优势和雄厚的资金支持，率先启动了人工智能的全球竞赛以获得更多经济实力的提升，达到重塑经济实力平衡的目的。美国作为世界上的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同时也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霸主的有力候选者。拥有技术优势的国家，会选择把人工智能作为经济武器演化为维持全球性霸权的手段，不仅损害到其他国家的经济安全，也意味着自由主义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础受到侵蚀。霸权国家如果把人工智能当作一种战略性治国工具，那么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有可能为了本国经济利益而试图争夺和控制人工智能。随着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对经济利益的深度挖掘，技术塑造的新的财富生产和分配方式甚至可能颠覆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从全球实力动态核心的变化趋势来判断，并非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具有维持人工智能优势的经济实力。全球范围内大幅度增长的人工智能投资引发的溢出效应，如中国所倡导的“数字丝绸之路”等议程也正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可以预见的是，拥有强大经济基础的新兴国家会依托人工智能优势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但那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滞后的国家，必然被全球价值链市场所抛弃，从而更广泛地加剧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在面对无法逾越的人工智能技术鸿沟的同时，本国的经济还要承受大量缺乏技能的工人失业的阵痛。纵观历史，人们对自动化，包括机械化、计算机，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扼杀就业机会，并对劳动力市场造成损害的担心从未停止。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就对“技术性失业”进行了详细定义 。同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瓦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注意到计算机芯片处理能力的显著提高，担心人类将被计算机所取代，就像内燃机的发明淘汰了马一样。历史上虽然出现了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但整个社会对人类劳动力的需求依然存在。

值得警惕的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大背景下孕育的人工智能和以往任何一项技术都不同。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变革性的经济技术，在增强创新动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都有着显著的成效。麦肯锡的研究表明，每千名工人增设一台机器人，就业比率就会下降0.18～0.34个百分点，工资下降0.25～0.5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的规模正在发达国家中扩展，2019年制造业大国德国有约190万台工业机器人活跃在工业4.0场景中，预计2025年，这一数字将增长至700万。按照预测的趋势，人工智能引发的失业浪潮不亚于经济大萧条。根据加拿大皇家银行全球资产管理公司的一项研究，机器人和自动化的成本已大幅下降。过去，工业机器人的高成本限制了其在汽车行业等少数高薪行业中的使用。但是，近年来机器人的平均成本大幅度降低，导致在亚洲的一些关键行业中，机器人的成本和低工资劳动力的单位成本正在逐渐趋同，机器人现在已成为劳动力的可行替代品。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增长，证明了它们对劳动力产生的重大影响。许多大型科技公司在没有大量员工的情况下实现了广泛的经济规模。美国《大西洋》杂志主编德里克·汤普森（Derek Thompson）写道：“Google的市值达3,700亿美元，但只有大约55,000名员工，不到1960年代鼎盛时期大企业员工人数的十分之一”。美国人工智能专家马丁·福特（Martin Ford）也发出同样强烈的警告。他在《隧道中的灯：自动化、加速技术和未来经济》一书中指出，“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最终可能渗透到经济中，以致工资收入不再为广大消费者提供足够的可支配收入和对未来的信心。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结果将是经济的螺旋式下降”。他甚至预言，“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机器将能够全面接管所有的工种，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将找不到任何新的工作机会”。

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叠加效应下的技术变革步伐不仅难以预估，对所有行业的传导和渗透速度更是超出人们想象。如果真的像《奇点临近》中所描述的那样，人工智能全面取代了人类劳动，那么由人工智能技术对就业以及劳动力市场造成冲击，从而引发社会秩序混乱，对国家的经济安全来说是灾难性的。就全球市场范围看，如果失业的工人考虑移民到其他国家，进而引发经济体之间的移民潮、甚至是难民潮，接收国的国家经济安全也必将遭受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一场由人工智能引发的经济战争将不可避免，而战争的结果可能改变全球价值链的模式。

就技术本身而言，在数字化时代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网络正变得更加切实可行。像人工智能这样能够进化的新兴技术，被各国家决策层视为经济治国的灵丹妙药 [13]各国政府致力于开发复杂的算法，一方面是为了取得本国经济实践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打击虚假网络信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虽然到目前为止，对“网络经济武器”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也没有出台具体的对抗措施。但随着将人工智能用作经济治国工具的频率增加，极有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风险首先存在于人工智能在指挥与控制或决策支持系统中的应用。基于人工智能分析目标经济体的海量数据来实施经济破坏任务，或者通过社会操纵来制造有针对性的宣传以引起金融恐慌，正日益成为国家层面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因此，无论是从应对其他国家的决策速度的角度，还是维护本国经济安全的政治考量，未来政策的制定和出台势必要得到技术官僚或者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

如果从战术特征看人工智能在网络经济战中的应用，该项技术让“蜂群战术”成为未来经济战的一个新兴特征。它既可以用来增加反介入和经济政策区域封锁能力，也可以对更强大的经济工具——如经济胁迫或摆脱经济监护——发起进攻。澳大利亚迪肯大学阿尔弗雷德·迪肯研究所的研究员马哈茂德·帕古（Mahmoud Pargoo）明确指出美国的制裁严重打击了伊朗的经济，伊朗的国家机器运转却依旧顺畅。背后的原因离不开伊朗人工智能技术部门对本国经济网络的保护。

除了能对经济安全实施保护，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国家从网络上提取恐怖主义相关内容也要容易得多。国家安全部门可以更积极地打击网络上的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于是，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来自美国国防部主持的Maven项目中人工智能在反恐行动中展示的出色动态分辨能力，也可以感受卫星系统操控地面人工智能设备，进而指挥地面的无人机枪扫射和炸弹爆炸，暗杀伊朗核计划负责人、首席核科学家穆赫辛·法赫里扎德的强烈震撼。与此同时，技术的双面属性决定了当非国家行为者掌握人工智能并利用其获取非法来源，甚至为恐怖主义融资和洗钱时，人工智能技术对国家的金融稳定就是一项严重威胁。如果基于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的比特币交易使用端对端的加密，国家监管机构几乎难以发现洗钱或资助恐怖主义的活动。一旦此类现象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将给每一个国家带来经济安全的困境。对此，基于经济安全的全球性技术合作具有极高的迫切性。

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国际经济竞争被赋予了“双重意义”，在短期内它是一个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议题，而从长期来看它又是一个国际治理的问题。与历史上的其他通用技术相比，人工智能在经济层面上的影响同样是无法估量的。然而，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带来的风险，对国家经济安全也构成了结构性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科学文献不仅注意到了人工智能对创新和经济的带动作用，更加关注如果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和部署未能得到有效处理，不平等现象引发的社会内部冲突可能会加剧，甚至威胁到国际就业市场和现有的全球经济秩序。在人工智能打造的新秩序下，基于经济竞争的考量而释放出更大的技术民族主义浪潮，将从根本上改变各国的经济政策。

此外，从人工智能改变财富分配方式的后续影响来看，全球顶级财富在发达经济体之间共享的现象引发的社会动荡隐患，决定了拥有人工智能霸权的利益集团必然需要通过全球合作并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来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的基本稳定。表面上看，政府和国际组织对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规制似乎能达到权力平衡的效果，但事实上并不能解决技术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在新的财富分配方式下，国家间对人工智能霸权的竞争已然成为既定现实。庆幸的是，人工智能竞赛尚处于早期阶段，寡头垄断式的市场结构并没有完全形成。因此，各国政府需要共同采取积极主动的监管政策，而不是把全部重心放在将人工智能作为国家经济治国的工具上。

在应对人工智能技术风险和国家治理方式上，欧盟可以说走在世界前列。在人工智能方面做出的种种举措透露出其致力成为制定全球技术标准的野心。欧盟所提倡的基于国际合作获得人工智能互惠互利的潜在机遇，不失为避免竞争带来生存危险的好办法。令人遗憾的是，在传统的国际共识中，国家间合作信任受到搭便车和缺乏集体行动等问题困扰。鉴于目前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各国只是在寻求其经济利益，而不是全球公共利益。总的来说，人工智能技术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的结构性挑战在于对人工智能的定性。只有将该项技术视为一种全球公益产品，才能有利于确保人工智能革命的附加值在所有国家平等地传播，最终保护国际经济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否则人工智能一直都将是悬在各国经济安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